【学术研究】试论我国律师刑事辩护的困境与出路

作者:张洪潮 左琳 期数:2015第一期 【字体:

摘 要
2012年3月14日,在全国人大第十一届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又通过了第二次修改,不但明确规定了人权保障条款,还对取证、认证等侦查措施增加了如排除合理怀疑、非法证据排除等具有历史意义的规定。其中对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规定,可以说更是亮点颇多,改变了过去那种近乎形式主义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规定。诸多亮点惊起业界一片欢呼,受到广泛好评,可以说,新法颁布后,让一直生存在司法夹缝中的中国律师看到了刑事辩护的希望之光。但是中国律师刑事辩护制度还面临着三大困境,即:歧视性的律师辩护制度,中国刑辩律师与生俱来的自身缺陷与中国刑辩律师队伍的道德缺失。
笔者通过分析中国律师刑事辩护制度面临的三大困境,提出了“以法治思维和观念建立和完善律师刑辩制度立法,使刑辩律师与侦查、检察、法院机关处于相同的司法阳光之下从业”、“从刑辩律师自身和行业管理两方面强化刑辩律师的专业化程度,提高刑辩律师的执业能力,适应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以强化刑辩律师职业素质和职业道德为核心,从立法和实务两方面强化对刑辩律师的职业道德、职业素质教育”的出路,旨在建立一支专业功底深厚、业务能力超强、道德水平高尚,能为当事人提供优质高效法律帮助的刑事辩护律师队伍。
 
 
关键词:刑辩律师   社会评价   职业素质   执业能力
 
一、当代中国律师刑事辩护的法律制度
当代中国的律师刑事辩护制度是伴随着结束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的进程产生并不断发展起来的。随着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掌声,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刑事诉讼法》。之后,1996年,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作了第一次修改;18年之后的2012年3月14日,在全国人大第十一届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又通过了第二次修改。可以说《刑事诉讼法》自79年颁布以来,每一次修改都取得了很多可喜的进步,特别是2012年的第二次刑诉法修改,不但明确规定了人权保障条款,还对取证、认证等侦查措施增加了如排除合理怀疑、非法证据排除等具有历史意义的规定。其中对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规定,可以说更是亮点颇多,改变了过去那种近乎形式主义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规定。诸多亮点惊起业界一片欢呼,受到广泛好评,比如增加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第二条)条款,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第五十条)条款,确定了认定事实的排除合理怀疑原则(第五十三条),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第五十四——五十八条)。而对律师参与各阶段刑事辩护作出了较为具体明确的规定,比如,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第三十三条),将律师作为犯罪嫌疑人辩护人的时间由过去的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提前到了第一次被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与此同时,修改了辩护律师的会见、通信、阅卷权,在第三十七条中特别规定: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除“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外,其他案件,看守所均应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48小时”等等。可以说,新法颁布后,让一直生存在司法夹缝中的中国律师看到了刑事辩护的希望之光。
二、我国律师刑事辩护面临的困境
掩卷沉思,纵观建国以来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产生及律师刑事辩护制度发展的曲折道路,结合我国刑辩律师这支并不成熟的年轻队伍,以及每每发生的刑辩律师的道德失控现象,笔者认为,中国当代律师刑事辩护要想成为人权保护的重要力量,并进而推动中国法治建设健康发展,必须摆脱以下三大困境,方能走出泥淖,健康发展,为中国的法治建设、人权保护作出我们的贡献。
(一)歧视性的律师辩护制度,是制约律师刑辩业发展的法治困境
主要例证:
1.刑辩律师只能在“讯问”后提供法律帮助,而不能在讯问前或讯问时及时为嫌疑人提供帮助,导致律师会见时,嫌疑人口供已经形成。(包括刑讯逼供)
2.所谓重大复杂的案件,以侦查机关判断为准,律师会见、通信、阅卷难仍是常态;涉黑涉贪案件,直到接近开庭时才让律师阅卷、会见更是屡见不鲜,使律师匆忙上阵,敷衍了事。
2.会见、阅卷、开庭期间的司法歧视更使律师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侦查、检查、审判人员的肆意呵斥常常使刑辩律师产生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同案犯之感。
3.《刑法》第三百零六条规定“辩护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一罪”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刑辩律师的头顶,随时可能将刑辩律师斩于剑下。
    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二)中国刑辩律师与生俱来的自身缺陷
    中国刑辩律师与生俱来的自身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年轻化”带来的缺陷。如前所述,中国的刑辩律师队伍形成于改革开放这三十余年,是一支并不成熟的队伍,虽然也涌现出了田文昌,钱列阳、陈有西等一批国内著名的刑辩律师,但从全国范围看,刑辩律师的整体还处于生长期,尚未成年。
2.专业化程度不高,系统化训练不够。虽然目前大多数刑辩律师都受过正规的法律本科或研究生教育,但专业受到刑辩业务训练的却是凤毛麟角,大多数律师是在实践中,逐步走向刑辩行列的。所以,审判实践中刑辩律师的表现良莠不齐,难以满足刑事辩护日益专业化的要求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3.生存问题导致律师特别是年轻律师,不分刑、民、商,有案就接,唯利是图。现实中,由于法律业务市场的局限,律师业务僧多肉少,大部分年轻有为的律师最后的发展都会转到民商事业务中,因为那里可以获得更多的收入,使律师更快的成长起来,而刑辩律师面对的大多数服务对象都是普通百姓,收入有限,甚至更多的普通刑事犯罪都是因为生活所迫和生活琐事所致,当这个群体触犯了刑法,只能拿出有限的钱财来支付律师费,有人甚至无力支付律师费。只有涉黑犯罪和官员、职务犯罪的人才有大把的金钱聘请律师,而这个群体面对的都是那些在律师服务市场上浸淫多年或因个案一举成名的律师,而这部分律师注定是一小部分,所以,大部分从事刑事辩护的律师并不是专业意义上的刑辩律师,而是因为接了一个或几个刑事案子,参与过刑事辩护而已。
(三)中国刑辩律师队伍的道德缺失
中国刑辩律师队伍的道德缺失,已经使中国律师的社会评价降到了极低水平。由于中国律师产生于中国这个极其贫瘠的法律土壤上,从它出生时起,就不是一个健全的躯体,而是充满了不正当竞争,甚至恶性竞争,加之法治社会观念和法律道德教育的缺失,使律师业从诞生之日起就寄生在千疮百孔的司法体制之上。被社会视为异类,夹缝中生存的律师业必然无法摆脱社会的偏见和歧视,以及自身固有的缺陷,其成长过程充满了曲折和磨难,而刑辩律师更是被社会认为是“替坏人打官司的帮凶”。在金钱和虚荣充斥中国社会各个角落,追名逐利成为社会主流价值的今日中国,认为“出名就意味着金钱滚滚,有钱就能买来官司胜诉”观念的人不在少数,之所以产生这样的观念,除制度因素,社会因素外,律师自身的道德缺失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而导致社会对律师的负面评价,刑辩律师更是“功不可没”,君不见,前几天山城重庆“唱红打黑”运动中,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犯罪的龚刚模的辩护律师李庄,以其骄纵浅薄的“人傻、钱多”之言不仅为自己带来一场牢狱之灾,同时也让世人对中国刑辩律师的评价固定在金钱和铜臭之上;君不见北京李××未成年人轮奸一案,为了出人头地,几位天朝脚下的刑辩律师无底线的互相攻击,互相贬低,如一群丑态百出的跳梁小丑般将中国律师的劣根性缺陷毫无保留地暴露在国人面前,导致全民讨伐,成为律师界挥之不去的丑闻,真正让中国的刑辩律师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社会评价的低谷。
 
三、我国律师刑事辩护的出路
中国律师刑事辩护为什么会陷入上述三种困境呢?笔者认为,一是刑事诉讼制度本身的缺陷所致;二是辩护律师自身基因缺陷所致;三是刑辩律师的职业道德教育缺失所致。
那么作为年轻的刑辩律师队伍,我们应如何摆脱困境,凤凰涅槃,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刑辩律师的出路,使中国律师刑辩制度康健发展、不断成熟呢?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寻求出路。
(一)以法治思维和观念建立和完善律师刑辩制度立法
以法治思维和观念建立和完善律师刑辩制度立法,使刑辩律师与侦查、检察、法院机关处于相同的司法阳光之下从业。
1.立法者首先要从理念上端正对刑辩律师的歧视性看法,以法治社会的思维来界定律师的社会地位和角色,提高刑辩律师的社会认知度,使全社会都能公正、客观地认识和评价刑辩律师。
2.健全和完善相关的刑事辩护法律制度,保证刑辩律师充分的会见、阅卷及辩护各项权利。从法律的规定上明确刑辩律师的社会定位。刑辩律师的地位,取决于其拥有多少职业权利,律师虽然是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辩护,但不能因此把律师等同于二者,更不应等同于坏人,一定要从现代法治社会的观念和思维涉及律师刑辩制度,使律师能够自信而从容地依法行使辩护权,从辩护人的角度推进司法的进步和发展,使更多的律师加入到刑辩队伍中来,使更多的人能够得到更优质的法律服务。
3. 取消《刑法》第306条的歧视性规定,让刑辩律师在阳光下生存和发展。《刑法》第306条设立以来,刑辩律师因此受到拘禁和被采取强制措施者已达数百人,但最终能够追究刑事责任者却寥寥无几。因此,刑法的规定不仅给侦查机关肆意拘禁律师提供了法律依据,更使无数优秀律师人才“谈刑色变”,唯恐避之不及。因此,《刑法》306条的存在弊大于利,不利于规范和保证律师参与刑事辩护,依法维护当事人的正当权益,故应予以取消。
4.设立律师参与侦查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制度,从法律上保证和避免侦查机关刑讯逼供和变相逼供的现象发生。审判实践中涉及贪污贿赂犯罪,特别是涉黑涉恐犯罪,在审判阶段被告人常常提出在侦查阶段被刑讯逼供的问题,而法院也只能以侦查机关出具的证据来证明并未进行刑讯逼供等情况,证明常以遮掩了事。这种让打人者自己证明其是否打人的荒谬规定,在刑事审判中屡见不鲜。如果不是当事人被打伤并及时发现,永远也无法制止这种野蛮原始的刑事侦查手段发生,要彻底消灭和杜绝这种以摧残身体来提取口供的取证方式,最好的办法就是设立辩护律师参与讯问制度,一方面扩大了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范围,提高了律师的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又有效地监督了侦查机关提取口供的合法性,避免了刑讯逼供事件的频频发生,促进了侦查手段的合法化,可以说是两全其美的,何乐而不为呢?而且这一制度具有极大的可行性,司法实践中,之所以排除辩护人参与讯问犯罪嫌疑人,最大的原因在于辩护人的存在可能会有碍侦查,只需建立一种“只听不说”的特殊参与制度,即以一种特殊的技术手段,使辩护律师能够听得到看得到犯罪嫌疑人被讯问的过程,但是与此同时,辩护律师不可参与到讯问阶段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的形成。
(二)从刑辩律师自身和行业管理两方面强化刑辩律师的专业化程度,提高刑辩律师的执业能力,适应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
1“打铁需要自身硬”,刑辩律师要首先树立远大志向,向那些著名的刑辩律师看齐,所谓“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理想的高度决定一个人成功的高度。其次,专业、系统掌握刑事实体法律和程序法律知识,提高自身的理论水平。再次,要多参与刑辩实践。在实践中提高自己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实务能力。最后,多参加社会交流,特别是多参与著名刑辩律师的论坛,讲座,研究他们都是怎么走向成功之路的,学会取长补短,缩小差距。
2.做好每一个具体的个案,无论是简单的小案子,还是重大复杂的案件,只要接受委托,就应该认认真真把案件研究透,从侦查、审查到开庭审理,找足相关证据和法律依据,结案之后,再重新梳理一遍,对比公诉意见和法院判决,将该案的得失作个总结。如此几个案子下来,几年下来,你就会发现自己完全可以很专业地与公检法人员探讨某个案件,很专业地与某位著名律师争辩某个案件,如此坚持下去,你就会在某一个案件中一炮打响,脱颖而出,成为大律师中的一员。
3.作为律师事务所及行业管理部门和主管部门,应该有目的有组织地制定刑辩律师的培养计划,定期组织培训,对有理想、有前途的律师特别是年轻律师,要着力培养,为他们提供机会和条件,使他们能够迅速的成长起来,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促进刑辩律师的成长和壮大,逐渐在律师所本地更甚至于全国范围内,培养出一批专业素质高,能打硬仗的刑辩律师队伍。
(三)以强化刑辩律师职业素质和职业道德为核心,从立法和实务两方面强化对刑辩律师的职业道德、职业素质教育
    强化对刑辩律师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素质教育,使刑辩律师成为律师队伍中的一支高水准、高素质的专业队伍,成为人权保护和司法公正天平上的一颗不可或缺的砝码。改变社会对刑辩律师的“绍兴师爷”、“挑词架讼”、“替坏人打官司”等旧腐看法。使刑辩律师真正成为中国社会法治建设进程中的生力军。
1.从律师法,法律惩戒条例及行业奖惩办法等方面,建立和完善刑事辩护法律制度,使刑辩律师的活动范围完全纳入到有法可依的轨道中。
2.加强对刑辩律师执业道德和执业素质的监督管理,制定严格的奖惩制度,设立专门协会,对辩护律师的执业状况进行定期检查,该表彰的表彰,该批评的批评,对个别的害群之马,该取缔的坚决取缔,绝不手软,引导刑辩律师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消除为贪图名利不择手段的违法执业现象。
结 语
总之,中国的法治建设走到今天,律师刑事辩护面临巨大的机遇和挑战,可以说困境与希望并存,如何正确的把握机遇,摆脱困境,勇敢地迎接挑战,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当代刑事辩护、具有中国特色的的律师刑事辩护的健康道路,如何摆脱制约刑辩律师发展的桎梏,是我们每个中国法律人,特别是刑辩律师需要深思的问题。但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法治观念的日益深入人心,法治建设的不断完善,我们全体律师同仁的不懈努力,一支专业功底深厚、业务能力超强、道德水平高尚,能为当事人提供优质高效法律帮助的刑事辩护律师队伍,一定会骄傲而自信地活跃在中国刑事审判的舞台上,成为中国社会人权保障体系的一个重要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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